在臺灣，我的父親是“客家人”，母親是“河洛人”（閩南人），為此，從我有記憶的5歲起，我的兄弟姐妹們就習慣成自然，用客家話、閩南話這種特有的混合雙音帶與父母親、外公外婆、大伯、叔叔這樣交談。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結(jié)束了它對臺灣長達五十年的野蠻殖民統(tǒng)治，臺灣光復了，我們的家從苗栗鄉(xiāng)下搬到了繁榮的大港口高雄，爸爸開啟了一家“東海貿(mào)易行”，從翌年的1946年就與廈門做起了第一筆生意，父親也許是第一個與大陸通商的臺灣人，從那年起，我就成天的做著夢，夢著父母親把我們兄弟姐妹帶回到那我們老祖宗出生的祖地，一直被我們臺灣人稱為“唐山”的那個神秘的有條巨龍的家鄉(xiāng)。　　然而，1947年年初一場意外的大事發(fā)生了，臺灣群眾因不滿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專制獨裁和高壓統(tǒng)治，爆發(fā)了驚動世界的流血事件，臺灣人的夢破滅了，爸爸媽媽的心也碎了，一天我從學校放課回家途中，被西北雨（驟雨）淋得滿身濕透跑回家時，看見父親一個人喝著悶酒，我永遠不能忘記當時爸爸以幾乎哀嚎又悲涼甚至是絕望的口氣對我說，“孩子，爸這輩子是回不去唐山了，你還小，長大了有機會一定要回去哦！” 經(jīng)過三十七年風雨和滄桑，當年聽父親說要回去，要回去唐山才算了了一件心事的七歲孩子，已經(jīng)四十四歲，成為有妻，有三個孩子的爸爸了。 1984年，我與妻張金鳳不顧生命的危險帶著還年幼的三個孩子，沖破了臺灣當局極其恐怖的軍事戒嚴令和封鎖，克服重重困難，最后在政府駐外機構(gòu)的熱情幫助下，終于才回到了我們祖祖輩輩，魂牽夢縈的這塊黃土大地。　　1984年，我們一家人回來時正趕上改革開放、熱火朝天、翻天覆地的浪潮中，祖國九百六十五萬公里土地上到處充滿著勃勃生機和喜人的大好形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改革開放和宏偉的現(xiàn)代化，使億億萬萬的中國百姓，徹底擺脫了封閉貧窮、落后的窘境！身為一個臺歸人士，我興奮得把自己親身所看到的、體驗和感觸到的情況，透過各種渠道讓在臺灣和海外的親人、友人和所有的鄉(xiāng)親真實了解大陸的真相和新面貌。

　　1987年的11月下旬，臺灣當局在兩岸人民、在社會輿論強大的訴求和壓力下，終于解除了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久的“軍事戒嚴令”，橫在兩岸的堅冰開始融化、松動。從1988年的春節(jié)前夕，我在臺灣的親友一批又一批繞從香港、或日本第三地偷偷地進入大陸北京來看望我們。說起1987年臺灣當局剛開始解嚴時，雖然宣布說據(jù)于人道，臺灣國民黨老兵可以返回過去被稱為“匪區(qū)”的大陸探親，后來又進一步允許臺胞去大陸旅游，但那時候來大陸看望我們的親友卻對國民黨政府心存很多顧慮，因此都化整為零，對外說是要到香港或日本去旅游，而實際是相約好在第三地集合后，惶惶恐恐緊張兮兮進入曾被恐嚇妖魔化了五十年之久的所謂“中共匪區(qū)”。記得那個時候，他們說在北京偶爾看到五星紅旗還緊張得手心發(fā)冷，我們這些親友現(xiàn)在談起當年的事，都還常禁不住對當年自己的多慮無知當成笑話來自嘲。　　

　　1994年2月28日，我突然接到了來自臺灣三哥打來的電話說，母親病危，要我急速回臺北去。然由于臺灣當局種種刁難，沒能即時成行，后來聽大姐說，母親臨終前還唸著說，在北京的阿業(yè)（我的小名）和金鳳怎么還沒回來？慈母是于3月19日含著遺憾的淚水走了，永遠走了。大哥一家人及表哥、表姐、姐夫、外甥他們送完殯后，相繼回去在美國、巴西、日本的僑居地，而焦急如焚的我們遲至兩個月后才拿到臺當局的入境批文，我與妻金鳳匆匆趕回臺北后在二哥、三哥、五弟、大姐和三個妹妹陪同下直奔下葬在苗栗明德水庫水環(huán)山抱一處小山丘上的慈母墓地。身為人子的我，不能在慈母臨終前見她最后一面，并為她送終，想來是我一生感到最痛心最無奈也是最大的遺憾。

　　午夜，從墓地回到臺北永和秀朗路的大姐家時，很意外又驚訝的發(fā)現(xiàn)大哥帶著侄子（忠翰）站在巷口，慈母的逝去及十年的兩地分離，我們不由萬分感慨，悲從中來，大哥緊緊擁抱著我，兄弟倆放聲大哭一場。原來大哥一家人為慈母送完殯后就回美國加州去了，后來聽說我和金鳳被臺灣當局最后放行后，他竟然再度跨越重洋返回臺灣，為了就是想見見遠在北京的四弟和弟媳金鳳。

　　兄弟情誼深似海，天各一方獨徘徊，

　　待到相聚重逢日，為母垂淚到天明。

　　我想雖然我們兄弟倆遠隔重洋身居東西二地，但手足的親情是沒有任何人為障礙可阻隔的。

　　1994年回到臺灣我生長的故鄉(xiāng)時，已時隔十年的臺灣親人友人和鄉(xiāng)親早已紛紛奔走相告，多少的思念，多少的牽絆，這些親友對于從北京回到臺灣故里的我們洋溢著一股濃郁的，很特別的感人肺腑的鄉(xiāng)情和格外溫馨的一種親切感。

　　臺灣人的熱情好客早已享有盛美譽，在臺灣逗留的兩個月期間，我的大姐充當我的臨時秘書兼總管，大姐把所有親友的邀宴一一有序排到日程表上，從此我們就出席了總共八十九場令人激動、頭昏目眩、興奮不已絕極為熱情又慘烈的戰(zhàn)斗。

　　臺北的晶華飯店、海霸王、國賓飯店、老饕、天廚、華西街夜市、福華酒店、圓山大飯店……都留下了臺灣親友們給我們盛情招待的身影。

　　我在臺灣曾從事二十年的電影攝影及導演的工作，臺灣的電影工作者絕大部分是以自由影藝者的身份參與電影創(chuàng)作工作，而屬于臺當局所謂的“中央電影制片廠”跟我們這些自由影藝工作者可說是互不相干，河水不犯井水。然而1987年臺灣當局解除“戒嚴令”后，過去享有官方特權(quán)，老以為高人一等的某些大導演也不得不放下身段與獨立制片的自由影藝者有了來往。88年后和90年代，就曾聯(lián)合組團來過北京上海訪問過，當然我以電影同行兼臺灣鄉(xiāng)親的身份接待過他們，這些同行中有宋存壽、丁善璽、白景瑞、林清介、張蜀生、張鴻義、陳昆厚、徐天榮、林福地、李行等四十幾名導演。

　　1994年我返臺時，臺灣中央電影制片廠廠長林鴻鐘先生就派人把我們夫妻倆接到士林外雙溪制片廠去參觀及宴請，受他們的要求，我把大陸的影視情況和電影市場的前景和發(fā)展以及一般的影片制作成本和大陸電影觀眾的口味及宣傳發(fā)行等情況逐一的介紹給臺灣的同行，我想這對于之后的兩岸三地電影合作的交流是取得了一定促進作用，而讓我沒料到的是，自我離開臺灣后在大陸的電影拍攝情況，他們也都投以相當大的關(guān)注，比如對我當年在大陸所導演的《夜行貨車》《望春風》《惡狼與天使》等，以低成本制作，創(chuàng)下當年大陸最高票房的紀錄，就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和羨慕。

　　我想，這是我返臺為母奔喪、探親訪友之外的意外收獲，因為我們都是同行又是鄉(xiāng)親的關(guān)系，這些臺灣影視界的朋友非常樂意并同意我對今日的中國大陸實際情況的分析。我說由于祖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功，國家的綜合實力迅速提高，老百姓也享受了前所沒有好日子，有十三億人口的寵大的市場商機使今天中國被國際社會公認為最重要的世界三大強國之一的事實，說真的，我很樂意的看到如今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臺灣影視界的朋友，絡繹不絕穿梭于兩岸，并得到很好的發(fā)展。由于兩岸文化的密切交流，也使得過去壓在臺灣人身上不幸的那沉重的歷史包袱被逐漸的消失。

　　我的父親生前于1937年曾留學于日本東京一所“東方攝影藝術(shù)學校”，在臺北的五十年代，一位身擔臺灣中國攝影（沙龍）學會會長的郎靜山先生就曾親自拜訪過我父親（謝錦傳，號云峰）。然已事隔了半個世紀之后，我在臺期間參加我二哥謝震隆的攝影展，偶然幸會了當時已年高103歲的臺灣攝影泰斗郎靜山大師，當他知道我是謝錦傳的四公子，并已定居在大陸時，他老人家顯得格外的高興，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不愧是云峰大師的兒子，你有遠見，有膽識，聽說你84年就全家搬到了北京了真好真好，現(xiàn)在大陸開放后，老百姓生活越來越好！我們中國人全都有福啦！”當時我就熱情邀請他（郎靜山先生是江蘇淮陰人），有空時一定到內(nèi)地走走，到時我會全程陪伴，郎靜山先生當即高興地點頭，說，“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回去看看！”然非常惋惜，翌年的1995年，臺灣傳來郎大師的惡訊，對大師的逝世我表示無限的哀悼和追思。

　　臺灣“TAA汽車冷氣”游先生夫婦，是我們在臺灣真正稱得上老朋友中最老的朋友，游夫人與我妻都是臺北新店的鄉(xiāng)親，從小學到高中都是同窗同學，直至大學才分道揚鑣。1960年，游先生和夫人結(jié)婚時，我妻子張金鳳還是她的伴娘，她們倆人形同姐妹，而我們兩家可說也做了一輩子超過五十多年的朋友！1984年回歸大陸時，因深怕連累他們，迫于無奈我們只好黯然不告而別。1985年，在北京定居后的第二年，文化部有位李曉寧同志說要到美國去考察，我當即抱著試試看的心理，請曉寧同志幫我們在美國東西兩岸紐約和舊金山的華僑日報上，刊載“尋人啟事”的廣告。因為我們知道他們在美國有生意來往，并留下了北京的電話和地址，沒料到那位曉寧同志還沒回到北京，我們就驚喜地收到了游先生和夫人從美國打來的電話，真是應了那句中國老話，“有緣千里來相會”從話筒中，傳來的他們兩夫妻陣陣的歡笑和哭泣聲，游夫人還一直叨念著，“感謝佛祖保佑！菩薩顯靈！”他們都是虔誠的佛光山的信徒，也是東吳大學的校董。

　　之后從85年到87年底的三年，游先生夫婦與我們的聯(lián)系都是他們經(jīng)由日本、澳大利亞、美國時通話的。因為當時臺灣還在“軍事戒嚴”，顧慮到我們的通話會被臺灣情治單位竊聽，而不得已采取這樣的辦法。1987年底臺灣當局宣布解嚴后，游先生夫婦當年就是帶著五、六十個員工浩浩蕩蕩經(jīng)第三地區(qū)到北京來探望我們一家人的第一波的臺灣親友團。

　　光陰如梭，1994 年，我們返臺時的第二天，他們就把我們接到中壢工業(yè)區(qū)TAA的工廠去，當時游先生夫婦正在苦惱是否要跟進“臺灣中華汽車”到福州福清的“東南汽車城”投資設廠的事而猶豫不決。坦白講，對于電影我是專業(yè)，對于汽車工業(yè)我可就是門外漢，既然他們要我提提意見，我就以消費者的身份角度說出我的想法。第一，我說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初期沒有一個人看好美國的肯德基和麥當勞在中國能夠生存，因為普遍認為以中國家庭的每個月平均收入不到一百五十元人民幣的水平，他們根本吃不起這種東西。但是事實證明，他們先前的估計全都錯了。第二，我說早在1984年，德國的大眾汽車就成功地與上海汽車合作，生產(chǎn)了“上海桑塔納”汽車，可以說在十幾億中國的市場占了先機，后來事實的證明也是如此！我說如果你們不早點在這龐大的汽車市場卡位，我想將來可能會后悔，沒想到我的簡單幾句話，加強了后來他們的決策。1996年在進入福清“東南汽車城”的投資，至今的2008年，他們的業(yè)績越來越有進展，我想這應感謝佛祖對他們的引導和保佑，所結(jié)的善果，善哉！善哉!

　　在離臺前所剩余的半個月，在大姐和小孫子的陪伴下，我與妻決定在臺灣做一次環(huán)島巡禮，一路從臺北出發(fā)，經(jīng)由桃園、新竹、苗栗到臺中、彰化、云林、嘉義、臺南，看望年事已高的親友，然后接著到高雄路竹鄉(xiāng)探望我的大妹子和妹夫一家，在她舒適的農(nóng)村小別墅待了兩天后，由我妹夫一路駕車把我送往臺灣最尾端的屏東“墾丁公園”，在風景宜人的民宿稍事休息一天后，就一路風塵仆仆地趕往住在臺東的二叔家。此行想看望二叔是我最大的心愿之一，父親有四個兄弟，兩位姐姐，但如今父親的兄弟姐妹還健在人間的只剩下父親的幺弟，錦堂二叔了。聽說我們要從臺北來看他老人家，我堂哥說二叔和叔母天還沒亮就早早地把藤椅搬到路旁，伸長脖子一直盯住在遠遠的拐角處的路口，一望再望，直到午后我們的車子終于出現(xiàn)在他的眼前。

　　那個晚上，老淚縱橫的錦堂二叔把他們四個兒女、兩個媳婦全喊到了身邊，訴說一個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故事。二叔說，從小他命苦，因為我的祖父當年聽信了一位江湖算命師的話，說二叔他的八字不好，會尅了我祖父母的命，因此二叔在四歲時就被送給了遠在臺東的王姓的煙農(nóng)家做養(yǎng)子。這個事，被父親知道后（二叔說父親當年也就只有十五歲）就瞞著祖父母，竟然一個人從苗栗來到了比天邊還遠的臺東，在沒人發(fā)現(xiàn)下，連夜背起二叔就跑，經(jīng)過四天五夜的苦行，聽說在途中，父親僅有的一點盤纏早已用完，一路上是靠著向好心人乞求吃的喝的，兩個孩子才沒有餓死在回家途中。說到這，錦堂二叔傷心地大哭起來。二叔說，兩個一大一小的兄弟當時又臟又臭，簡直就像叫花子一樣，連祖父母都認不出他們兄弟倆，可是沒料到的是，當父親把二叔背回家，剛進了家門口，就被祖父用藤條狠狠毒打一頓，雖然祖母苦苦哀求祖父，但一向重諾言、守信義、頑固的祖父還是把錦堂二叔送返給臺東那個王家煙農(nóng)。說到這二叔與爸爸悲傷的往事，我與妻子、堂哥堂姐們都抱成一團，大哭不已。

　　二叔說，后來你父親常常時不時就跑到老遠的臺東來看二叔還買一些好吃，好玩的給他。二叔說，過了好幾年后，你父親從日本留學回來時，還特地幫二叔買了兩套上等的西裝料、一雙皮鞋，還有禮帽、領(lǐng)帶、手絹、手套、襯衫等禮物，說是留給二叔他結(jié)婚時派上用場的。

　　在二叔家待了二天后，是我們不能不向他們一家人告辭的時候了，已經(jīng)是八十多歲的二叔和叔母，無論我怎么勸告，都堅持要送我們到臺東車站去，怎么也沒有想到，他們二老竟然在列車開動前爬上車廂，一路從臺東把我們送到花蓮的瑞穗站，才依依不舍下了車，向我們揮手告別，折返臺東去。看著二叔他們離去的背影，我這才把強忍的淚水流了下來，父親早逝，二叔一直就待我如兒子，那么關(guān)心和疼我。

　　時間飛快，臺灣當局所批的兩個月奔喪探親的期限已經(jīng)臨近，雖然根據(jù)他們的規(guī)定，我們可以再提出延期一個月的申請，但此時我與妻都掛念著北京我們溫暖的家，還有那三個想我們的孩子。離臺前我們分別向我大哥、二哥、大姐、三哥、五弟及三個姐妹一一道別，妻子金鳳最疼她的六個哥哥和嫂嫂，連同她從小就送人作養(yǎng)女的一個大姐，全都出席為我們送行，令我們特別過意不去的是金鳳她的長兄張炆進，當時已經(jīng)因腦瘤開刀、住院，命在旦夕，聽說我們隔日就要回北京，他竟然不顧危險從長庚醫(yī)院溜了出來，她兄長們對她感情之深令我內(nèi)心深處觸動不已難以忘懷。

　　6月28日那天，我們告別了臺灣所有親友，我們滿載著他們所有人的關(guān)心、祝福和濃濃愛意離開了我們的故鄉(xiāng)美麗的寶島，回到了北京我一直眷戀的家。

　　作者簡介：

　　謝雨辰，1940年生于臺灣苗栗，中國著名電影導演。

　　謝雨辰是一位在臺灣本土成長起來的導演，他對臺灣現(xiàn)實社會有著切實的感受和思考，他把臺灣鄉(xiāng)土文化與中華文化精髓連結(jié)起來，一滴水珠融入大海，為兩岸思想文化的互相了解互相滲透作出了積極地探索和追求。

　　1966年在臺灣從影，先搞攝影，拍了六十多部影片，后當導演，執(zhí)導過十六部影片，在臺灣電影界具有一定影響。

　　1984年由臺灣回到祖國大陸定居，成為北京電影制片廠的特邀導演。曾當選第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

　　1985年擔任影片《夜行貨車》的改編和導演。這部影片是根據(jù)臺灣著名作家陳映真的同名中篇小說改編的。它通過對臺灣某跨國公司中的幾個中國職員對待生活的不同態(tài)度的描寫，揭示了臺灣商業(yè)社會里人們的思想、情感以及一些人的心理變態(tài)，真切地反映了八十年代臺灣的現(xiàn)實生活。謝雨辰出色地把原作中濃烈的臺灣鄉(xiāng)土氣息表現(xiàn)出來，成為溝通海峽兩岸人們的思想的一座橋梁。

　　1987年擔任影片《望春風》的編導和導演。該片的風格清新樸實，人物塑造生動自然，導演功力可見一斑。

　　1992年擔任影片《烈火恩怨》的導演。這部影片是根據(jù)謝雨辰自己創(chuàng)作的小說改編而成的，反映的是一個有關(guān)家族仇殺的故事。謝雨辰再次賦予影片清新的鄉(xiāng)土氣息，情節(jié)曲折新奇，富有生活情趣，人物刻畫細膩深刻，飽含真情。影片對臺灣社會中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進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探討。具有一定的社會現(xiàn)實意義，同時影片在電影化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藝術(shù)成就，標志著謝雨辰創(chuàng)作上的又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