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來了，春天就不遠了。1973年，定居在祖國大陸臺灣同胞迎來了早春。這年，中共中央決定臺灣省單獨成立代表團參加黨的十大和四屆人大，并在北京召開了二會代表協商選舉會議。周恩來、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會上闡述了對臺胞的政策,為所謂“海外關系”平了反。同年8月，我收到在黑龍江插隊的兒子打來的緊急電報：大隊推薦他念大學，公社政審因臺灣關系通不過。我趕緊將中央領導在協商會議上的講話寄給當地政府。真靈，政審順利通過，兒子念大學了。同年，在解放軍一次會議上，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要求福建前線廣播電臺要有臺灣省籍的編輯、記者。1974年，鄭堅任電臺副總編，我任編輯。我從一個中右、下放干部成為解放軍的副營長。1975年，全國體育運動會在北京舉行，臺灣省籍運動員第一次組成臺灣省體育代表隊參加比賽。1975年至1976年，福建省委黨校破天荒舉辦多期臺灣省籍干部學習班……喜訊接連傳來。然而，早春終究不是仲春，臺胞徹底改變命運還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
三中全會公報是1978年12月22日發表的。相隔不到十天的1979年元旦，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了《告臺灣同胞書》，其意義非同尋常。中央在祖國大陸實現從“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轉折的同時，在臺灣問題上實現了從“武力解放”轉移到“和平統一”的大轉折。接著，葉劍英委員長提出了“九條具體建議”，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江澤民關于臺灣問題與國家統一的重要講話（八項看法和主張）。直到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有關臺灣問題的闡述及“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十六字方針，對臺工作方針一次比一次明確、完善，一次比一次務實，符合臺灣現實。正是有這么一個富于辯證法的臺灣工作方針，三十年來兩岸關系才有了很大發展，也才有了近幾年的飛躍性發展。現在，實現兩岸全面直接“三通”已近在眼前，各項交流蓬勃發展，兩岸經濟相互促進、互補互利的局面初步形成，這一切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終至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打下有力的基礎。
在祖國大陸的臺灣同胞從來就同祖國的命運息息相關。在那“左”的思潮猖獗的年代里，不少臺灣同胞同當地大陸同胞一樣，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有的長期“控制使用”、“不能重用”；有的成為“老運動員”，政治運動一來就挨整； 有的甚至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坐牢。1981年中共中央發了（38）號文件，明確指出：對臺灣同胞的政策是一視同仁，并在各方面優先照顧。當年的省委書記項南同志非常重視臺灣省籍干部的使用，提出：“省臺辦的工作人員臺灣同胞要占一半，省僑辦的工作人員歸僑要占一半”。
“東方風來滿眼春”，有了（38）號文件，有了省委的支持，在福建的臺灣同胞很快迎來了百花盛開的春天。1983年，我從部隊轉業到省臺辦時，在省臺辦、省臺聯、省臺盟的共同努力下，臺胞中的絕大部份冤假錯案已得到平反，不少臺胞得到重用。有的成為對臺工作的領導、骨干，而高校日語系則幾乎被臺籍同胞包攬；臺灣的親人知悉后欣慰至極，很快改變了對大陸的看法。
我到了省臺辦即著手進行“三校一隊”人員的政策落實工作。當時在福建的老一代臺胞大都系解放前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后到上海等地“臺灣干部訓練團”準備解放臺灣的解放軍干部戰士（簡稱“三校一隊”人員）。后來由于形勢的變化，轉業、復員到地方，其中復員到農村的生活極其艱難。（38）號文件對“三校一隊”人員的政策雖有原則規定，但因無細則，難于貫徹落實。省臺辦在各有關部門的支持下，通過廣泛細致的調查研究，花了一年多時間，下發了有關落實“三校一隊”人員的文件，使這一部分老臺胞全部享受23級離休干部的待遇。
省臺辦、省臺聯、省臺盟在落實老一代臺胞政策的同時，抓緊對二、三代臺胞的培養工作。（38）號文件下發時，多數一代臺胞已五十多歲，有的已達退休年齡，他們更加關心的是子女的發展和培養。而二、三代臺胞受了一代臺胞的牽連，大都上不了大學，文化水平不高，難于適應改革開放新形勢。為了使其能擔負起建設和統一祖國的重任，全國臺聯委托北京師范大學培訓二、三代臺胞。福建省的臺胞是全國最多的，為了能使更多的青年臺胞受到良好的教育，福建省除推薦青年臺胞赴京學習外，還委托福建師范大學辦了五屆的臺籍干部專修班，并在華僑大學辦了“預科班”。當時的師大畢業生現在大都活躍在對臺工作的戰線上。
文革后恢復了高考，臺胞子女每年都有一批應屆高中畢業生報考大學。這是培養臺胞子女的主渠道。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有些臺胞子女學習成績不夠理想，要有特殊政策才能適應當時形勢的需要。在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高校對臺胞子女適當降低錄取標準，使較多臺胞子女得以接受高等教育。隨著臺胞政策的落實，二、三代臺胞受一代臺胞牽連已成為歷史，有關部門及時調整，不再適用特殊政策，而按“一視同仁、并在各方面優先照顧”的精神制訂了高考錄取照顧政策。其實，很多臺胞子女高考成績超過錄取線，并未享照顧政策。省臺聯在較長時間里每年都派人駐招生辦協調有關臺胞子女升學事宜。二十幾年過去了，一個個臺胞子女在黨的臺胞政策沐浴下健康成長，臺胞中的博士、碩士、學士，比比皆然。
我于1998年離休。從改革開放到離休，這二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最充實的時光。我在臺灣生活二十年，過的是“二等國民”、“亡國奴”的屈辱生活，到大陸后二十幾年，沒完沒了的“運動”、“審查”壓得我透不過氣來。改革開放后的二十年我揚眉吐氣，憑著信仰、理念、責任、良知做事，心情舒暢，盡心竭力，無愧于心。如今，昔日臺胞所謂“臺灣關系”已從“阻力”變為“助力”。隨著改革開放更加深入，經濟更加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更加完善，大陸臺胞的春天必將更加燦爛、絢麗、奪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