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號‘清國奴’反對帝國戰爭，辱罵光榮的征兵制，還有什么資格當帝國軍人？……”話音未落，野村春水伍長的鐵拳頭又無情地雨點般打到我的臉頰上。我臉上已經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從嘴角流出幾道血絲，被野村追打得退縮到“總務室”柜臺邊上。瘦弱蒼老的野村，穿著一身新發的現役軍人服裝，一對新領章上的一條細長黃桿和一顆銀星，十分耀眼，他是剛從學校的總務——預備役上等兵應征補充為現役的新伍長。我在學校參加各項運動，馬拉松還是全校第六名，代表全校參加過全臺灣學生運動會，練得一身好筋骨，心想至少能打得過這條皮包骨頭的哈巴狗。可是轉而又一想，在他的背后可有一群“特高”（注 ）、憲兵，是專整臺灣人的。于是只得忍著劇烈的疼痛，咽進那難于忍受的辱罵聲。“像你這樣的非國民是皇民的渣子！和你那逃往‘支那’去的父親一模一樣，一身反骨，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野村已經是上氣不接下氣，還是一股勁打個不停。又找不到什么語言，只顧唱老調子。“你明目張膽地反對圣戰，不僅是皇民的渣子，也是我們淡水中學的恥辱。明天就開除你這個‘清國奴’！”他幾乎使出最后剩下的微力，咬牙切齒扳青著臉孔，左右手一齊開弓，朝著我的整個臉龐不分處所地揮拳打來。實在打得精疲力竭了，這才惡狠狠地怒吼一聲：“明天給我交上悔過書來！還不快滾開！”回眸憶昔，家仇民族恨，莫忘那被歧視、壓迫的“二等國民”歷史。
1944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太平洋戰爭，進入了轉折期，盟軍從防御轉入了全面大反攻，中國大陸的抗日戰場更是掀起全民的游擊戰，使得日本無法從中國戰場抽調兵力，只得大肆征召預備役軍人重返軍營。這還不夠支撐，又將眼光注入學生，先是征召一、二年級大學生及高等學校的學生為“干部候補生”，承諾入營一年則為現役準尉，再過半年升少尉；還精挑16至18歲的在校生為“航空兵”，組成“神風特攻隊”，匆促急訓半年后，一上戰場則為少尉，裝著炸彈，只帶去程不帶回程的汽油，肉膊美軍艦艇，為軍國主義當炮灰。就這樣遠遠抵不上龐大的侵略戰場之急需，就先召臺灣人的壯丁未進過中學者為“軍夫”，隨軍搬運軍需、筑工事，學過醫的則征召為“軍醫”，不發槍只配軍刀、享受軍官待遇的“囑托”，更不用說日本人16至22歲的適齡青少年除了“病夫”，一個不漏地全民皆兵。“銃后”（后方）的婦女都穿起束腳馬褲，老人挖防空洞、筑機場，帶鋼盔，全國進入“戰時態勢”。隨著“梭羅門群島慘敗”“塞班島玉碎”，戰火逼近，準備“沖繩玉碎”，才于1944年夏頒發政令，在臺灣也實施征兵制，征召“二等國民”入營，媒體還大肆宣囂這是臺灣人不同于朝鮮人，已譽為皇民，與“內地人”（泛稱日本人）一視同仁，而朝鮮人就還沒有這“福份”；雙管齊下同時發動了從中國姓名改為日本姓名的“改姓名、皇民化”運動。
于是首先從中學里已屆18歲者，全員體檢，無病、健康、不奇矮者全體征召入營。當年我15周歲半，在淡水中學剛升三年級不久，住學校外大路南側面向觀音山美景的“行寮”宿舍。寮長洪懷略、副寮長廖平山、江海泳三人是四、五年級應屆畢業生，（從5年制改為4年制，一起畢業兩屆），全屬“體檢優者”，首批“光榮應征”入營，全寮后輩悉數“送行”，照下紀念照（如附圖）。本人為第三排右端站立者（當時原名為李錫愷），左旁帶眼鏡者為表哥謝恢朗（四年級），第二排中央立者為胞弟李錫光（二年級），第二排右端跪立者為同蓋一條被的好友謝明章（同年級、不同班）。這第一批臺灣人服兵役入營后，從二等兵當起，勞役、兵役艱苦，繼之召考“干部候補生”時，有的人覺得既然非當兵不可，同樣危險，倒不如應考“干部候補生”，輕松待遇好，但必須是改為日本姓名者，如此，一時也成為適齡臺灣青年的選擇。
這第一批入營者走后，一月緊似一月，我們學校教室全部被占用為高射炮兵軍營，課桌拼作行軍床，林間教室、操場綠蔭下布滿高射炮（因為學校為總督府所在地臺北市的喉口部位又屬淡水鎮的制高地，軍事要塞），習慣由最高年級學生輪番持軍訓用仿真槍值勤看守校門的，改上野戰軍荷槍真刀把門。比我高年級的連謝恢朗（原是體檢未通過）都最后于當年年底一個不拉征召入營。此后不到半年，本年級的比我早出生半年的都于1945年3月應征入伍。因為我是12月6日出生，按日本的征兵慣例年齡起算以12月1日為一個年度，我和謝明章都被算到下一年度年齡，全年級四個班182名，僅剩下十幾人。可整天被叫去為有坂校長日本人挖防空壕，每天配給一兩米、全月半斤肉、半斤蛋、一兩油，幾乎每天以醬油當菜，拉白薯葉充饑（白薯都是配給品，不許任意吃）。但心想總比被拉去當炮灰、為不義之戰無畏犧牲的好比天壤之別，幸運得多，翹首數著倒霉的戰爭何時了。
好景不長，1945年4月慣例的春假取消，升入四年級，7月更不放暑假，非常時期，顧不得兵役政令所規定的“學徒兵”以16周歲為準，四年級余下不多的全員簽來“召集令狀”（實為學校的“配屬將校”現役中尉羽矢簽令——他于戰局緊張，臺灣實行征兵制之后分配來的現役少尉，半年后就升為中尉，反倒從一開始就指揮原來預備役的教官衣笠上尉），還把三年級年齡大的都簽列入征召對象，其中就有前臺盟中央主席蔡子民之二弟蔡慶欣（我父親李偉光結拜兄弟蔡淵騰之三子，即現彰化縣二林鎮農會總干事蔡世杰之父）。
二戰末期，學生已留校不多，我們又是同鄉，都住到一起，1945年八月上旬末訓導員野村宣讀八月二十二日報到入營的“召集令狀”并訓話。當晚，心想美麗校園可供我們賞景的時間不多了，今生今世能剩有幾何，遂約同為被“召集待入營”的蔡慶欣一起逛游夜幕校園，都無比傷感憤懣。漫步到寧靜的“忠寮”人行道上，往日的家仇民族恨在這一步步走近絕境的時刻，頓時心中的怒火竭力噴發，習慣地以日語說出：“野村這家伙說什么光榮入營不入營的，眼看戰火都燒到臺灣、日本本土來了，敗局已定，才叫我們這些以往辱沒為二等國民的去充當炮灰。”話音未落，沒想到說到曹操，曹操到，從宿舍外墻墻垠樹叢中蹦出來的，正是訓導員野村本人。當即不由分說，一個重拳飛到我的臉頰，我差一點歪倒在地。隨后，怒斥道叫我去總務室。因為他明知帝國主義的末日已來臨，逼人太甚，在夜間無聲無息地被我們倆協手干掉，不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了如本文刊頭敘述的歷史一幕。
蒼天有眼，再晚一星期，我就要在衣領別上一顆黃星的紅板襟章，被迫當上情不愿心不甘地為不共戴天的仇人、亡我民族的敵人去當兵賣命，留下千古恨還不算，更料不到后來的人生里，政治運動中多加一條“罪狀”——當過侵略中國的日本兵。1945年8月15日，終于迎來了日本無條件投降，二戰結束，我的人生、歷史又重新改寫。有關詳情，有意者請參閱敝人近日出版的抒情回憶錄“一個臺灣人”，這里恕不熬述。
改姓名“皇民化運動”也罷，臺灣實施征兵制“不再差別待遇”也罷，迄今甚至還有人妄稱“臺灣人愿當日本兵”，實屬帝國主義者臨終的鬼把戲，垂死的掙扎。一析臺灣人改姓名“皇民化運動”。日本殖民統治者為了掩蓋其以往歧視臺灣人為“二等國民”的鬼蜮伎倆，假惺惺地拋出從不分你我，先從社會賢達、“保正”（保長）以上人士、以及全體公務人員，改用日本姓名。一時間，為了飯碗、為了不引起統治者的疑惑，“特高”橫行時機在那匡匡里的人哪個敢不從？但仍然是敷衍了事總想方設法留下中國祖根。譬如我母親娘家的表叔公謝悅，時任彰化縣萬興小學的校長（戰后擔任二林小學校長），就在原姓上加一個“與”字，成為“與謝”名悅就保留不動。這樣還能以日語念出來，又不忘本。其長女原名為謝清香改為“與謝清子”（是我們淡水中學隔壁淡水高等女學校高兩級的先輩），其妹謝清操就干脆僅加一個“與”字為與謝操，仍為地道的日語，其二哥文郁則加兩字去一字為與謝郁夫，總不忘本又能應付得過去。又如我的姨父葉植庭，雖不屬公務員但為彰化縣鹿港鎮的名流士紳又是留學日本內地的大醫師，統治者盯著他的一舉一動，他不得不忍辱加了一個“山”字，日語又念得過去，名就索性不動。如此處置，報上傳開了，依序畫胡蘆者不乏。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如意算盤未能兌現，反而引起了臺灣人民尊祖頌宗不忘本的樸素感情，于是不再強行初期的人人改姓名、頒發“國語之家”的皇民化運動，以免走過場，弄巧成絀。就拿上述“行寮”壯行的照片人頭總數42人中僅有3人改名為日本姓名，卻均帶有原姓“管”、“田”、“宮”（龔），而在我們同年級的182名（如附表）中無一人改為日本姓名，惟兩名本來就是日本人原名。可見當年的改姓名皇民化運動，僅不過就是勾惑民眾送臺灣青年去為以往一直騎在自己頭上的異族殖民主義者當炮灰的誘餌而已，是日本殖民統治已趨衰退，末日來臨的先兆。
記取歷史不該是延續歷史的悲劇，倒是如今臺海的局勢處于關鍵性的時刻，莫忘歷史上的“二等國民”悲慘往事，就是呂秀蓮都不得不說出心里話——“臺灣想獨立也是不可能”的，其實不是投靠美國，就是投靠日本。識時務者為俊杰。還是兩岸攜起手來，“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是實際。（注：本文為節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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